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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波焦不喜欢修道士。他认识几个，印象深刻，那是些德才兼备的人。但总体上，他觉得他们迷信、无知并懒得要命。他认为，修道院是那些注定不适合在现世生活的人的垃圾场。
贵族们把他们认为羸弱、不合群或一无是处的儿子打发过去；商人把他们有智力障碍或瘫痪的孩子送到那儿；农民借此摆脱他们无法喂养的多余的嘴巴。修道院内，身强力壮的人至少可以在园子及邻近的田里做些生产性劳动，就像修道士在更早更艰苦的时期所做的那样，但波焦认为，大多数人是一群懒汉。在修道院的高墙内，这些寄生虫对他们的祷告者嘟嘟囔囔，依赖那些在修道院大量土地上辛勤劳作的人的收入为生。教会是个地主，比世上最大的贵族还富裕，它拥有世俗权力来保障税金及其他所有的权益和特权。
在德国北部，当新当选的希尔德斯海姆主教要求看一下教区图书馆，他被带去军械库，看挂在墙上的长矛和战斧；他被告知，这些就是书籍，有了这些，主教的权益就能获得，也必须捍卫。修道院的富裕居民不必经常动用这些武器，但是，当他们坐在昏暗的灯光下，盘算他们的收入时，他们知道——他们的租户也知道——暴力是用得着的。同教廷的朋友在一起，波焦分享有关修道士的贪婪，愚蠢和性欲的笑话。他们声称的虔诚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印象：“我发现除了像蚱蜢一样唱歌，他们什么也做不了，”他写道，“我不禁想，他们仅仅靠肺部运动就得到了丰厚的报酬。”
在他看来，甚至修道院在精神层面的艰苦操练也微不足道，比不上他在田野上看到的真正的辛劳：“他们吹捧自己的劳动是一项艰苦的任务，因为他们半夜起来唱歌赞美上帝。他们熬夜吟唱赞美诗，这种锻炼无疑是其功绩的非凡证明。如果他们起来，像农民一样去耕地，风吹雨淋，赤裸着脚，身体单薄，那他们会怎么说？”在他看来，他们的整个事业似乎是一种虚伪的行为。
当然，当他接近作为最大目标的修道院，他会将这些想法藏在心里。他可能鄙视修道院的生活，但他也非常了解它。他十分清楚在他要去的修道院里，为了得到他最想看的东西，他不得不说些肉麻的话。首先，他很清楚，他所寻求的东西是怎样产生的。虽然他嘲笑修道院的懒惰行为，但他知道无论他希望发现的东西是什么，如果这些东西存在，那只是因为几个世纪以来的制度贡献和长期、痛苦的人类劳动。
《圣本笃规则》要求祈祷和阅读，也要求体力劳动，人们总认为这种劳动可能包括书写。修道院条例的早期制定者没有将抄写手稿视为一项崇高的活动；相反，正如他们充分意识到的，在古代，大部分抄写工作是由受过教育的奴隶来做的。因而，这个任务本质上是耻辱和乏味的，是禁欲进程和精神规训的一种完美结合。波焦对这种精神规训没有好感；争强好胜、雄心勃勃，他的精神渴望在这个世界的光芒中闪耀，在世人的凝视面前不甘退缩。他拥有无与伦比的抄写手稿的技能，对他来说，这不是一种禁欲，而是一种美学事业，一个可以提升他个人声誉的事情。
凭借这项技能，他能够一眼就看出来——带着钦佩或轻蔑——摆在他面前的这份手稿究竟有着怎样的努力和才华。不是每个修道士都擅长抄写，就像不是每个修道士都擅长繁重的农活，早期修道院的生存依赖这些农活。早期的规定就设想了一种分工，如在《圣弗罗规则》中——法国的《圣本笃规则》中记载：“不能用犁耕地的人应该在羊皮纸上写字。”（当然，反之亦然：不能在羊皮纸上写字的人就去耕地。）那些写得特别好的人——字体优美、清晰，其他修道士能很容易读懂，而且抄写非常精确的——受到重视。
在德国和爱尔兰“赔偿”法规中规定了谋杀赔偿金——杀死一个乡下人赔先令，低级牧师赔先令，如果这位牧师受攻击时正好在做弥撒之类的赔先令——如果因暴力造成一个抄写员死亡，其赔偿额度相当于一个主教和修道院院长。在一个生命相当廉价的时代，高额赔偿表明，对修道院来说，获得他们需要的书籍，以便加强阅读是多么重要和困难。比起古代图书馆，或巴格达、开罗现存图书馆，即使中世纪最著名的一些修道院图书馆都显得很小。
在发明印刷机永远改变印刷方式之前的几个世纪里，收集一定数量的图书意味着所谓scriptoria，即“缮写室”的最终建立，修道士们在这种写字间里得到训练，长时间坐在那儿抄写。起初，抄写可能是在修道院的临时设施中进行的，即使天气寒冷有时会冻僵手指，至少光线会不错。但很快便指定或建造了特别的房间。那些非常重要的修道院越来越渴望收藏著名的书籍，在有着玻璃窗户的大房间里，多达三十多个修道士坐在单张桌子前，有时彼此分开坐。
缮写室有专人负责，波焦和其他猎书人会把最诱人的甜言蜜语堆砌在修道院图书馆管理员身上。这个重要人物已经习惯了过度的恭维，因为他负责提供所有用于抄写手稿的设备：笔、墨水和削笔刀，一天工作几小时后，这些工具明显的优缺点对劳动中的抄写员来说显得非常重要。如果他愿意，图书馆管理员可以让一个抄写员的日子过得很悲惨，反之，他会为他喜欢的人提供很优良的工具。那些工具还包括尺子、锥子、用来画线的细尖金属笔、用于放置被抄写书籍的阅读书架、使书页不翘起的镇纸。为使手稿看得更清楚，还需要其他特殊的工具和材料。
古代的大部分书籍采用了卷轴的形式——就像犹太人今天在宗教活动中用的经卷《托拉》——但在4世纪，基督徒采用了几乎完全不同的版式和抄本，并在此基础上，派生出我们熟悉的图书形式。抄本有个很大的优势，可以让读者更容易找到他们所需的内容：文本可以方便地分页和做索引，书页可以很快地翻到所需的部分。直到计算机被发明，其卓越的搜索功能才给抄本那极其简单灵活的格式带来极大的挑战。不过现在，我们又得开始说起文本的“滚动”。
因莎草纸不能再获得，而纸张直到14世纪才被普遍使用，长达一千多年，用于书籍的主要书写材料主要来源于兽皮，有牛、绵羊、山羊，偶尔也有鹿。这些兽皮需要弄平整光滑，因而修道院图书馆员分发的另一种工具是浮石，剥去遗留的动物毛发以及任何肿块或瑕疵。对抄写员来说，拿到一张质量低劣的羊皮纸干起活来将很不愉快，在现存的修道院手稿中，偶尔会看到抄写员的怒气冲冲：“羊皮纸毛茸茸的”……“墨水很淡，羊皮纸很差，字难写”……“感谢上帝，天很快就要黑了。”
“让抄写员别干这种活了吧，”一个疲倦的抄写员在写下他的名字、日期以及他工作的地方后写道：“现在我写完了，”另一个人写道，“看在基督分上，让我喝一杯吧。”最好的兽皮纸能让抄写员生活更好过，也必定会出现在他们最甜蜜的梦中，这种纸是用小牛皮做的，即所谓上等皮纸。其中最好的是子宫牛皮纸，来自流产的小牛。它特别白晳，光滑，而且结实，这些皮纸预留给最珍贵的书籍，这些书被精心制作的宝石状袖珍画装饰得熠熠生辉，偶尔封面上还镶有真正的宝石。
现在的图书馆仍然保存着一定数量的这类杰作，这是生活在七八百年前的抄写员的成就，他们为创造一本美好的图书不知工作了多少小时。好的抄写员在某些集体祈祷的时间获得豁免，以便在缮写室最大限度地利用白天的时间。他们不必在晚上工作；出于对失火的完全合理的恐惧，所有的烛火是被禁止的。但就他们实际上坐在书桌前的时间（一天大约六小时）而言，他们的生活完全给了书籍。
结语
至少在某些修道院，有可能他们希望修道士会读懂他们正在抄写的图书；“主啊，保佑并祝福您的仆人的工作室，”一间缮写室的题词写道，“他们在这儿所抄写的一切，通过他们的智慧和他们的工作都能被理解。”但抄写员对他们所抄书籍的实际兴趣（或对那些书的厌恶）无关紧要。确实，抄写至今作为一种训练——谦卑的锻炼和对痛苦的欣然接受——厌恶或单纯的不理解可能比投入其中更可取。好奇心要不惜一切代价加以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