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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国宝卷3》作者：马未都
“商鞅方升”字数：阅读时长大约10分钟
国宝，件件精彩。
历史上有个名人叫商鞅，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因为他永远活在我们的课本里。一提商鞅，我们就会联想到商鞅变法。商鞅变法中最著名的故事就是“徙木立信”，几乎每个人都学过这一课。
商鞅在秦国第一次变法时，为了让民众信服新法，就在闹市的南门竖起一根三丈长的木头，说谁把这木头搬到北门，我就赏他十金。老百姓觉得这事儿玩笑开大了，没人动。商鞅看没人动，就说，谁能搬过去，我赏他五十金！围观的人觉得商鞅这玩笑越开越大。就在他们等着看热闹的时候，出来一傻人，扛着这木头，就把它搬到了北门，商鞅当众就给了他五十金，这下围观的聪明人全后悔了。商鞅就用这样的方法表明秦国令出必行，绝不欺骗。
今天说“徙木立信”，我们都觉得这是一故事。如果我今天说，这笔筒，谁给拿到另外一屋子里，我给他一百两黄金，估计现在也没人信。这事太不可信了，因为获得的报酬跟付出的劳动不成比例。
“徙木立信”这件事发生以后，在公元前年，商鞅颁布了他制定的法令：重农抑商，建立二十级军功爵位制，鼓励国民杀敌领赏，通过变法让秦国强盛起来，成为虎狼之师。六年以后，商鞅开始进行第二次变法，《史记》里记载这次变法“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平斗桶权衡丈尺”，说的是这次变法废除井田制，实行平等的赋税制度，统一度量衡。我们今天讲的商鞅方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制作的。
我们先解释一下度量衡。度量衡在我们今天生活中还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个是“度”，指的是长短。我们很多时候都要知道长度，比如你去家具市场买一个沙发，能不能搁到家里去，你就需要量一下长度；你们家装修，得量量门的高度，这些都是你生活中要碰到的问题。
第二个“量”呢，是容器；我们今天离普遍使用容器计量的生活比较远了，因为我们现在大部分都是按重量计算，不按体量计算。你比如过去，粮食是一升一斗地卖，它是靠容器的。我们今天即便是按容器去买东西，我们并不在乎上面标的容量。比如你买一瓶酒，你先看它标的是多少，它说毫升，这时候在你心里就等同为一斤。其实毫升的酒没有一斤，你看重的是它的重量。
第三个，度量衡的“衡”，就是重量。我们把容器和重量分得很清楚，凡是不易用容器计算的，就开始用重量计算。比如，同为粮食，这个斗可以量米和面，但它量不了白薯，所以白薯就得改用重量计算。我们现在的生活中，还是有大量的物品是用容器计算的，比如你去买油、买洗发水，这些容量的概念最初就是我们所说的量器，准确地说这叫量（liàng）器。方升，就是从这儿来的。一个量器的标准，告诉你一个标准单元是多少。只不过，这标准是不断变化的。比如我们现在废了市尺，我们用的都是公制。我们现在说一尺等于多少厘米呢？应该是33.33厘米，一米等于三尺嘛。历史上，我们的长度单位可不是一成不变的，汉尺只有22厘米，正常男人拇指到中指的距离；唐尺就有30.7厘米，宋尺就更长一点，31.68厘米。你可以看到尺度是越来越长的，除了长度单位，重量单位、容量单位每个历史时期的标准都不一样。
过去权、升这些东西都特别重要，尤其商鞅方升上面又有文字又有计量单位，还是两千多年前的标准量器，这就使它变得非常地重要。现在即使我们找到了一个秦代的尺子或者容器，如果它不是标准器，那么它的价值就会大打折扣。
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特别重要的标准是什么呢？是“世界时”，以格林尼治时间为准。这就是大家都得有的标准，如果今天你一个标准，明天他一个标准，大家都不活在一个时间段上，这就很麻烦。
商鞅统一度量衡，是为国家建立一个统一的标准，也为后来秦国统一以后的“车同轨，书同文”留下了一个启示。今天，我们中国依旧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跟这次革命有直接关系。如果当时文字不统一的话，那么语言也就不统一，语言跟着文字走，只要这个不统一，那我们今天就跟欧洲一样，都是小国。大国有大国的优势，小国也有小国的好处。
商鞅方升通长18.7厘米，个儿不大，高2.3厘米，呈长方形，是商鞅第二次变法六年后监制的。这个东西你看着它没什么好看的，和其他的国宝比起来一点都不神奇，就是一个简单的方盒子带个把儿，中间是空的，插根木头，操作起来十分方便。这个方升最有价值的是它中间的这个空间，就是它的容量。老子在《道德经》中就说过“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这说的就是“无有”的地方是最重要的。这个方升，它的空间给了我们一个准确的容量，按照我们今天的测试，它有.15毫升。
方升的三侧及底面刻有两段铭文，这铭文显然不是铸上去的，是后刻上去的，这两段铭文间隔一百二十多年。第一组铭文的内容为：
“十八年，齐?（率）卿大夫（合文）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尊（寸）五分尊（寸）壹为升。重泉。”
第一组铭文提供的信息是秦孝公十八年（公元前年），齐国卿大夫使团到访。这年冬天，商鞅的官职是大良造，相当于宰相，他监制了这件标准量器。这件标准器的体积为一升。方升就是用于重泉这个地方。
第二组铭文距离第一组铭文已经过去了年，是秦王政二十六年刻的。秦王政二十六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就是公元前年。这一年，秦始皇统一了六国，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一统。铭文刻的是什么内容呢？它说：
“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隗状）、绾（王绾）：法度量则不壹嫌疑者，皆明壹之。临。”
这条铭文翻译过来就是说，公元前年，秦始皇统一六国。“黔首”，就是说扎黑头巾的人，这里代指百姓，就是说百姓终于获得了安定的生活。他立尊号为皇帝，于是下诏书让两个丞相规范度量衡，凡是不一样的地方都予以统一，凡是不清楚的地方都予以明确。方升用于临这个地方。
从这两条铭文我们可以知道，这件商鞅方升在沿用了一百二十多年后，又一次成为了通行全国的标准量器。上海博物馆除了商鞅方升，还有一件“始皇诏铜方升”，容积为.65毫升，比商鞅方升多了13毫升，其器型与商鞅方升相似，外壁一侧所刻的铭文与商鞅方升上秦始皇发布诏书的铭文相同。始皇诏铜方升的出现也印证了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所使用的量器延续了商鞅定下的标准。这个标准的确立，影响深远。现在你去故宫，太和殿外边一边是日晷，一边就是嘉量，一个是时间单位，一个是容量单位，这就代表着政权的最高标准。
关于商鞅方升，我们现在获得的最后一条信息，就是秦始皇继续以它作为标准量器去使用。但是，这个标准在后来实行了多久呢？我们现在不得而知。两千多年的时间里，这个方升在大众视野中几近消失，直到一百多年前才重新进入我们的视野。方升这次重现，和一个叫龚心铭的人有关。
龚心铭是安徽合肥人，中过清末的进士。他的父亲叫龚照瑗，曾任江苏候补道，中法战争期间，负责为台湾守军运送武器兵员，发了点战争小财；后来还做过四川布政使、驻英法意等国公使，年，因病去世了。龚照瑗有俩儿子，龚心铭是长子，次子叫龚心钊，也是清末的进士。兄弟二人都做过官，龚心铭在翰林院供过职；龚心钊则是清代最后一任科举考官，还做过清朝驻加拿大领事。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出来，龚家的家道还是很殷实的。进入民国以后，兄弟二人就不再做官了，转而投资一些实业，继而成为当时的大藏家。他们兄弟俩的收藏范围非常广泛，有玉器、金饼、印章、字画、青铜、瓷器等，观复博物馆里有几件瓷器就是龚心钊的旧藏。
年，龚心铭从清晖阁花重金买下了这件商鞅方升。宣统初年（年），龚心铭在距离浦口六十里地的地方买下了一眼温泉，在那里建了一座龚氏汤泉别墅。在别墅里，他专门辟出一间屋子，用来放他最为看重的印字金和商鞅方升。龚心铭把这间屋子题作“周爰秦量之室”，并以此为自己的斋名。经过对这两件藏品的深入考证，龚心铭在上世纪30年代出版了《浦口汤泉小志》，将《周爰金考》《秦鞅量考》两篇重要的考证文字收入其中。因为《浦口汤泉小志》的出版，社会上很多人都知道了龚家藏有商鞅方升。（图10）
当时龚心铭家里用钱经常抵押。龚心铭曾将苏州河边上的开滦煤栈抵押给汇丰银行，抵押期限将至，还不上钱，银行提出你把商鞅方升来做抵押就可以，龚家就可以继续到银行支取银钱。当时龚心铭年事已高，这事情就交给自己的儿媳朱静宜打理。当时这儿媳朱静宜变卖了自己的嫁妆偿还抵押，才保住了商鞅方升。
龚心铭在弥留之际，叮嘱儿子龚安东（字旭人），商鞅方升和印子金是咱的传家宝，谁要是外卖，谁就是罪人。日伪时期，日本人要花重金购买商鞅方升，龚安东以父亲把这东西卖给了洋人为由，骗过了日本人。到了年，上海博物馆为了征集商鞅方升，由馆长沈之瑜亲自出面，在上海国际饭店摆了一桌酒席，宴请龚安东、朱静宜夫妇，商请出让这件传世珍宝，并许以解决住房、照顾孩子上大学等额外优惠，但是他们夫妻俩还是以“早被父亲卖给外国人了”为词婉拒。
又过了几年，文革开始了。龚安东的女儿所在工厂的人就忽悠着到他们家抄寻文物，他们先找到了五十多块印子金，因为没找到商鞅方升，他们就不愿意离去，后来又在龚家前前后后找了28天，仍然不见商鞅方升的影子。最后，他们在朱静宜的侄子家抄出了商鞅方升，遂带着方升扬长而去。商鞅方升被抄走，龚安东得知消息后气急交加，心脏病突发，医院的路上就与世长辞了。
得知方升从龚家被工厂抄走以后，上海博物馆马上就出面，说服这些人将印子金、商鞅方升等交给上海博物馆代为保管。直到“文革”结束后，上海博物馆按照相关规定将代管的文物悉数归还给龚家。那时龚安东、朱静宜都已经去世了，龚安东的子女们商议之后，最终将商鞅方升、印子金、符印等件文物转让给了上海博物馆收藏。
这件商鞅方升终于入藏上海博物馆，它显然是国之重器。它为什么重要呢？我们前面说了，首先它是商鞅变法的直接物证；其次它参与了秦始皇“车同轨、书同文”这一制度在全国的推行。
经过多年的考古发掘，专家发现，秦代度量衡除了在秦国旧址，比如陕西、甘肃等地有出土外，像齐国、赵国、越国等地，以及内蒙古的赤峰市、哲里木盟等古城遗址也都有秦代度量衡器出土，这也正是商鞅为秦始皇“皆令如秦制”奠定了基础（图11）。秦朝结束后，汉代延续和发展了秦代的度量衡。（图12）
西汉的刘歆整理了秦汉以来度量衡的制度，后来被班固选取写进了《汉书?律历志》，这是我国第一部度量衡专著。一直到今天，虽然我们的单位值随着历史的变迁而改变了，但秦代制定的基本单位以及进位关系则依然为我们所继承。我们可以看到两千多年前由商鞅所确立的标准仍在发挥着它的作用。
俗话说“没有五音，难正六律；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无秩序也不成章法。今天的这件商鞅方升则是秦国在两千多年前定下的经济秩序，作为国宝，当之无愧。
国宝情未了，下集听分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