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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人之恶毋太严，要思其堪受；教人之善毋太高，当使其可从。
——[明]洪应明
《菜根谭》一书，是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思想精华的汇集。汇人生感悟之精粹，聚生活智慧之精妙，可谓处世立世之宝鉴，修身养心之真经。
网上，对《菜根谭》虽有很多不同的解读，但大都过分拘泥于字面的解释，而不能站在中华文化基因和思想融贯体系的坐标上，作以追根溯源上的诠释和理解。这样的解说，往往难以把握其中的思想真谛和精神实质，有时不免出现与本意相背的误解。我的诠释理解，仅限于学术上的探讨和心得上的交流。
《菜根谭》“攻人之恶毋太严，要思其堪受；教人之善毋太高，当使其可从”的论说，旨在揭示“攻人之恶”和“教人之善”的合情合理问题。“攻人之恶”太严苛，则人必排斥而不认可自己的指责，而或背道而驰；“教人之善”太拔高，则人必怀疑自己的用意，而或事与愿违。
“攻人之恶”，字面意义是责备别人犯有过错，实是指责人犯过错或有不良的品质，对事不对人。对于过错的事实，岂可避重就轻而不严厉指责？“教人之善毋太高”，字面意义是教人行善不可希望太高，实是言自己要求人的标准不可过高，而非是降低向善的标准。
攻人之恶毋太严，要思其堪受。
“攻人之恶”的论说，是指责人犯过错，或责斥人有不良的品性。在“攻人之恶”上，存在着价值态度、标准尺度和行为取舍上的当否问题。“毋太严”，正是基于这三个价值问题而给出的答案。
从价值态度上言，“攻人之恶”存在着动机、目的和意图纯不纯的问题，是与人为善、助人改过，还是打压别人、抬高自己。若是出于为己的自私目的，就会存在嫉妒、妒忌的心态，而在“攻人之恶”上必然严苛、严酷。
从标准尺度上言，“攻人之恶”存在着是采用符合自己的标准，还是采用客观公正的标准。“思其堪受”，正在于摒弃尺度标准上的自我中心主义，而采取人们能够达致的合理标准。
从行为取舍上言，存在着或是发泄自己私愤，采取自以为是的标准；或是认真贯彻客观标准，出于公心和有益于人的价值取舍，且顾及到对方能否接受的实际情况。只有后者，方是正确的选择。
在孔子的思想中，责己严而责人宽，乃是君子所采取的价值取舍。“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就是这一价值意旨的体现。“躬自厚”，则责己严；“薄责于人”，则责人宽。责己严而责人宽，既是与人为善的价值态度，又是“思其堪受”的价值意旨。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在责备别人犯过错上，要求太严厉，则不合人情，会伤害对方的自信心；指责人的不良品质，而求全责备，全面否定，会损害对方的自尊心。
在“攻人之恶”上，若是态度不正，或不能把握分寸尺度，做到合情合理，就会让对方产生逆反心理，造成双方的水火不容和沟通困难，也就难以达成本来劝人改过的宗旨和让其提升自身素养的目的。
教人之善毋太高，当使其可从。
“教人之善”，是教诲人向善，或引导人迁善。在“教人之善”上，同样存在着价值态度、尺度标准和行为取舍上的价值问题。“毋太高”的告诫，正是给予这三个问题的答案。
从价值态度上言，“教人之善”存在着动机、目的和意图纯不纯的问题，是“以善养人”（《孟子·离娄下》），还是“以善服人”。若是出于服人、让人依附自己的自私目的，就会存在功利、私利的心态，而在“教人之善”上必然拔高、苛求。
从尺度标准上言，“教人之善”存在着是采用自以为是的标准，还是采取“使其可从”的标准。“使其可从”，正在于摒弃为善之标准上的求全责备，而采取人们能够遵从、信服的标准。
从行为取舍上言，存在着或是刻意以自己主观意志改变人，自以为是或刚愎自用的标准；或是认真贯彻中庸的标准，出于善心和与人为善的价值取舍，顾及到对方能否做到的实际情况。只有后者，方是合理的选择。
在孔子的育人中，采取了因材施教的价值原则。因材施教，是根据教育对象的阅历情况、性格特点和能力实际，而采取不同教育内容、形式和方法的教育模式。这一教育模式，摒弃了以我为主而采取以对象为中心、“使其可从”的思维。
人之个性特点不同，则在“教人之善”上，就不可一个标准，一个尺子。教人从善，如果要求太高，刻意拔高，则不仅使人不能达到，而且拔苗助长也不合人性，还会伤害对方的自信心和自尊心。
在“教人之善”上，若是价值态度不纯，或不能把握“使其可从”的尺度，强加于人，就会让对方产生抵触心理，造成双方的意见不合，也就无法达致本意让人迁善的宗旨和积善成德的目的。
在仁恕的价值宗旨上，“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礼记·表记》）。不以己之所能要求人，不求全责备，则人无怨；不以人之所不能而苛求人，不强人所难，则人不愧。
圣人之制行，在于合于中庸之标准，使人人皆可以达致。在善之标准制定上，是“不制以己”，而因人之情性的可能而裁制之，以使人有所劝勉而达致。
在人格之善的标准上，是“高不可及者，不以为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为国俗”（《文子·下德》）。在对人的要求上，先知远见作为才之卓的标准，不可以此责于常人；博闻强志、口辩辞给作为知之盛的标准，不可以此求于下属；傲世贱物、不从流俗作为士之伉行的标准，不可以此要求民众。
攻人之恶不苛，教人之善不拔。
在人生的正人、治人上，既有咎恶改正的劝诫，又有积善成德的教导。无疑，“攻人之恶”属于前者，“教人之善”属于后者。二者合言之，就是迁善改过或徙善止恶的人生修为。
在“攻人之恶”上坚持“思其堪受”而“毋太严”，在“教人之善”上“使其可从”而“毋太高”，不仅是劝诫、教导上力求合情合理的问题，而且是达致成功目标的最好举措和道术。
在孔子的思想中，“攻其恶，无攻人之恶”（《论语·颜渊》），便是人生修为上的一大原则立场和道德准则。这一专于严责己而不过责人的原则立场和道德准则，奠定了治理和管理模式上的原则和方针。
“攻其恶，无攻人之恶”的原则立场和道德准则，又是“与人不求备，检身若不及”（《尚书·伊训》）的价值意旨。“与人不求备”，则不强求于人；“检身若不及”，责己严方能责人宽。严以律己，方能宽以待人。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既然人未有十全十美者，故在迁善改过上，就要“不责备于一人”（《文子·上义》）。一味计较人之所短，而看不到人之所长，则难以求贤于天下。
在育人上，贵在坚守“责人则以人，自责则以义”（《吕氏春秋·举难》）的指导原则。以人责人，采取人们易以达到的标准责求人，则易达致而无怨；以义自责，严格要求自己，则不为可非之行。只有“以义自责”，严格自律，方能以人责人，当其所宜。
批评和要求人的合理，亦即是在“攻人之恶”上坚持“思其堪受”而“毋太严”，就在力戒避免高为量而罪不及的局面。否则，将导致责求、问责之行为丧失应有的权威、威信。
劝善和教育人的合宜，亦即是在“教人之善”上“使其可从”而“毋太高”，就在力戒拔苗助长、强人所难的施为。否则，将造成教育、育人之作为背离合情合理的价值要求。
中华文明五千年，历经沧桑而绵延不绝，已充分证明中华传统文化的顽强生命力，和迎接各种挑战的开拓能力。这一文化内涵，既本自“学·思·观”的探求真理而来，又呈现着“学·思·观”的理性自觉和开放思维。让我们齐心协力地一道投入“文化自信”的时代洪流之中，为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冷静的思考，清醒的应对，果敢的斗争，无愧的付出。坚信“文化自信”，践行“文化自信”，中华民族一定能够实现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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