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豆院士盖钧镒为25000种国产大豆

摄影张宣江苏院士今年82岁的盖钧镒,还时常下到田间地头。身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大豆遗传育种学家,他将一个甲子的岁月献给了我国的大豆事业,为的就是“让老百姓吃着中国豆子打出的豆浆、磨出的豆腐”。搜集、整理大豆种质资源2.5万余份,主持参与育成了20多个大豆新品种,在长江中下游推广种植多万亩,实现产业化……上周末,在位于南京农业大学的国家大豆改良中心里,这位“大豆院士”和科技周刊记者聊起了自己的科研人生路。立志报国为民研究中国人自己的大豆种质资源库年,盖钧镒高中毕业上大学,想学理科的他机缘巧合,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在南京农学院(南京农业大学前身)。回忆当时,他说:“在高中时,我就立志长大要当科学家,通过科学来强国,为国家做出贡献。”在这里,他幸运地遇到一批优秀农学家,听了育种课后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的南京农学院聚集了一大批农学方面的专家,名师荟萃,师资雄厚。这些老师都曾留学国外,满怀着对祖国的热爱回国支援新中国的建设。盖钧镒师从著名的大豆遗传和试验统计学家马育华教授,当年,马教授在南京农学院重新建立了大豆育种计划,开展了江淮下游地区大豆地方品种研究、大豆新品种选育和大豆数量性状遗传研究,也将盖钧镒引进了大豆科学的大门。年,盖钧镒又报考了马育华教授的研究生,在上世纪60年代初参加育成并推广了南京农学院第一批大豆新品种南农-1等。上世纪70年代初期,他育成的南农-2品种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推广获得成功。“很幸运,赶上了好时候。”盖钧镒说。年,他又迎来人生的转折点。南京农业大学推荐去考首批国家公派出国访问学者,英语较好的他获得了去美国进修的机会,赴美国衣阿华州立大学担任客座助教。在美国两年半的时间里,盖钧镒考察访问了美国大豆产区12个州的大学。他发现美国大豆专家在到处收集中国大豆的种质资源,美国人用中国的大豆种质资源做进一步科研,然后再过来挣中国人的钱。看到这种状况,盖钧镒意识到中国的大豆种质资源是宝贵的财富。“而当时的中国作为大豆原产国竟然没有系统研究收集,那时我就暗下决心,一定要研究中国自己的大豆种质资源。”盖钧镒回忆道。回国后,盖钧镒确定了以大豆遗传资源作为重点的大豆遗传改良研究方向。他安排学生去南方农村收集,寒暑假学生回家时,也请他们帮忙收集大豆种子。上世纪80年代至今,盖钧镒的研究团队收集到两万五千种左右大豆种质资源,并建立大豆种质综合性状数据库,其规模仅次于中国国家种质库和美国农业部的大豆种子资源库,为中国第二,世界第三。如今,他的科研团队收集大豆种质资源的脚步仍没停歇,因为在很远的西南山区,还有大批的传承几千年的大豆种质资源等待收集。在盖钧镒心中,收集中国原产地的大豆种质资源,就是在积累国家财富。产业差距明显他找到了中国大豆高产优质的“密码”虽然大豆育种取得阶段性成果,但从全国层面来看,大豆还是要从国外进口。自年开始,作为大豆原产国,我国种植面积和单产远低于世界发达国家,已从大豆净出口国变为了世界大豆最大进口国。“年,我国大豆净进口量更是高达万吨,是国内产量的近6倍。”我国大豆产业的尴尬境地无时无刻不揪着盖钧镒的心,“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大豆培育这个工作必须持之以恒做下去。”“我国大豆单位面积产值较低,对农民来讲,种植大豆的收益远远比不上水稻等其他作物。”盖钧镒说,我国进口农产品关税极低,这对中国大豆产业影响很大,中国生产一吨大豆成本是元,而美国才元,不加关税,根本无法竞争。“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大豆基础科研上还存在较大差距。从研究来看,从美国进口的大豆,它的血缘来自中国东北。中国东北的大豆到美国不到年的时间里,经过研发投入,已经培育出产量超过我国的品种。”盖钧镒表示,我国大豆研发的力度有待进一步提高。盖钧镒将高产作为我国大豆产业的突破口,除通过常规育种方法选育品种外,还探索通过选育高产理想株型来达到高产突破的目标,主持和参加育成南农88-31等20多个大豆新品种在长江中下游和黄淮部分地区推广多万亩,大豆亩产提高10%。在他和同事的努力下,南京农业大学被批准建立“国家大豆改良中心”。加快科技体制改革不要用一把尺子量所有人“科技要跟产业紧密结合,对人才评价也应有不同的标准,不要用‘论文’一把尺子量所有人,这会导致医生不会看病,农学家不会种地。我们搞农业的要多走到田间地头,观察研究。”盖钧镒认为,科技政策也需要紧跟国家发展进行调整。他举例说,部分管理人员崇尚记分制,发表多少篇论文就记多少分。作为大豆产业技术研究人员,常年工作在田间地头,培育出新的品种,但是不算分,最终落败于只写“论文”的人,结果没有人愿意为产业做贡献。盖钧镒建议,评价体系需进一步改革,评价农业科技从业人员,应当结合他的实际工作,写论文算分数,培育新品种的贡献也要算分数。“科技管理部门的主要精力集中在行政管理和琐碎事务,但在尖端和应用科学发展战略上,没有专门队伍做全面研究和设计,没有专门部门管理。”盖钧镒认为,中国的科技体制应把应用技术研究推向各个产业部门,比如农业部门管农业应用科技,水利部门管水利应用科技。国际科技竞争非常激烈,国家要特别加强高端科技的研发,科技部门要有一批战略科学家为国家提供战略决策意见,而将产业实用技术委托产业部门去推动。盖钧镒表示,国家大豆改良中心设在南京农业大学,团队要联合全国大豆科技人员共同努力,重点在选育突破性优良品种,研究发挥优良品种产量潜力的技术,不断提高我国大豆生产的能力。目前美国的大豆平均亩产量能够达到公斤,而我国的平均产量只有公斤,差距较大,我国大豆科学技术投入还处于劣势,还需奋起直追。本报记者王拓张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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